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核心要义，适应新时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创新开展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初步构建起以群众诉求驱动的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北京接诉即办形成的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的为民服务长效机制，在治理理念、目标原则、方式手段等方面全面丰富和发展了“枫桥经验”，展现出全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样态，可以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彰显了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础上，提出“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等一系列新理念。“枫桥经验”就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探索形成的，并在此后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从“一镇之计”上升到“一国之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首都治理的示范引领作用，先后10余次到北京考察，20余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人民城市、基层治理和北京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穿改革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形成生动实践，并用鲜活的基层实践丰富党的创新理论。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其深层理论逻辑和深厚思想根源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是在新思想指导下的新变革新实践。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走出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保证。“枫桥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基层，使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的坚强领导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为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北京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中，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市委全会、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改革重点任务，市委深改委增设“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加强组织领导、高位调度；市委书记带头，逐级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层层传导压力，形成四级书记直接抓的工作机制，推动党的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优势。同时，接诉即办准确把握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的实践要求，以群众诉求为导向，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倒逼政府转变职能，推动党员干部持续深入转作风，实现了“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更加突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导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并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立得住、行得通、推得开，就是因为它顺应了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不变初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与“枫桥经验”一脉相承，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立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全面接收市民诉求，及时分派给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等，建立以接诉响应率、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三率”为核心指标的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闻风而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改革6年来，接诉即办累计受理民意诉求1.5亿件，响应率始终保持100%，解决率和满意率从53.1%、64.6%双双提升至97%，用人民满意的实际成效交出了“人民至上”的合格答卷。

　　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探索了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综合方略

　　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必须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根据时代变迁及时作出调整。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的1963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6.8%，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把矛盾化解在最小地域范围内，符合低流动性、高封闭性的乡土中国实际。这也是“枫桥经验”能够迅速在全国散叶开花、硕果累累的一个关键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空间载体，规模不断扩张，结构愈发复杂，风险隐患更加集中，科学有效治理面临的挑战多、难度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北京“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接诉即办改革立足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在“有一办一”回应好群众合理诉求的同时，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建立“每月一题”、治理类街乡镇、主动治理、多元参与等工作机制，推动高频共性难点问题提级专项治理、区域性复杂问题系统综合治理、季节性周期性问题前瞻主动治理、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问题多元共治，全面提升了超大城市治理的主动性、科学性和现代化水平。

　　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形成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治理，实现人民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鲜明特征。“枫桥经验”作为群众路线应用于基层治理的典型经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自己的事情，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并用于指导治国理政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接诉即办改革与“枫桥经验”都是来自基层的实践创造，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经验。接诉即办贯穿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结合，把群众视作城市的真正主人和社会治理的真正主体，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让群众的诉求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起点，由群众提出治理问题、参与治理实践、共享治理成果、监督治理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治理过程的有效参与者和治理成效的最大受益者。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索了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成熟范式

　　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方式，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理。“枫桥经验”就是在“五四宪法”确立的民主基础、法律原则和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探索创造，并在实践中逐步创新发展了人民调解、网格化管理等制度模式，成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典型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厉行法治，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构成了“中国之治”背后关键的制度密码。接诉即办改革和“枫桥经验”都是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接诉即办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坚持边实践探索、边总结提升，适时推动地方立法，出台《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上升为法规条款，把为民服务固化为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法定职责，实现了“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辩证统一，赋予了“枫桥经验”更加浓厚的法治底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探索了社会治理数智化转型的成熟路径

　　科技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枫桥经验”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科技基础薄弱，科技手段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有限。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催生出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社会治理的赋能作用，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接诉即办改革借力科技发展，坚持以数据为牵引，与时俱进丰富“枫桥经验”的内涵、理念和手段，对累积的1.5亿条市民诉求、300余万条企业法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建立起基于数据的“日报告、周分析、月通报、年体检”制度，持续推动政府循数感知、依数决策，更灵敏识别市民需求、更高效配置公共资源、更精准直击治理堵点，推动超大城市治理实现了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数交互型、从经验驱动型向数据驱动型转型跨越。

　　把握中国所处世界坐标变化，打造了“中国之治”的首都样板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西方社会治理遭遇困境和全球治理赤字的加重，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成功实践，具有了更加深远的世界意义。

　　北京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中，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的殷殷嘱托，自觉把首都治理置于“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大背景中来谋划和推进。接诉即办与“枫桥经验”一脉相承，都立足中国大地、扎根基层沃土，都是“中国之治”宏大治理实践中的典型范例。从具体实践看，接诉即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治理范式看，它又是时代的，在中国特色治理实践中体现着社会治理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其中蕴含的治理之道、治理之法能够适用于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互动更趋频繁、相互影响更趋深刻的时代背景下，接诉即办不仅是对“建设和管理好首都”这一时代课题的系统回答，更是向世界展示现代城市治理和人民城市建设成效的样板，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形象、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贡献大国首都智慧的时代使命。

　　（执笔：尤文虎、郑寰、李琰、张振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核心要义，适应新时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创新开展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初步构建起以群众诉求驱动的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北京接诉即办形成的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的为民服务长效机制，在治理理念、目标原则、方式手段等方面全面丰富和发展了“枫桥经验”，展现出全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样态，可以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彰显了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础上，提出“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等一系列新理念。“枫桥经验”就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探索形成的，并在此后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从“一镇之计”上升到“一国之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首都治理的示范引领作用，先后10余次到北京考察，20余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人民城市、基层治理和北京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穿改革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形成生动实践，并用鲜活的基层实践丰富党的创新理论。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其深层理论逻辑和深厚思想根源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是在新思想指导下的新变革新实践。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走出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保证。“枫桥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基层，使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的坚强领导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为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北京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中，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市委全会、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改革重点任务，市委深改委增设“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加强组织领导、高位调度；市委书记带头，逐级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层层传导压力，形成四级书记直接抓的工作机制，推动党的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优势。同时，接诉即办准确把握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的实践要求，以群众诉求为导向，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倒逼政府转变职能，推动党员干部持续深入转作风，实现了“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更加突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导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并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立得住、行得通、推得开，就是因为它顺应了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不变初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与“枫桥经验”一脉相承，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立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全面接收市民诉求，及时分派给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等，建立以接诉响应率、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三率”为核心指标的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闻风而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改革6年来，接诉即办累计受理民意诉求1.5亿件，响应率始终保持100%，解决率和满意率从53.1%、64.6%双双提升至97%，用人民满意的实际成效交出了“人民至上”的合格答卷。

　　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探索了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综合方略

　　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必须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根据时代变迁及时作出调整。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的1963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6.8%，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把矛盾化解在最小地域范围内，符合低流动性、高封闭性的乡土中国实际。这也是“枫桥经验”能够迅速在全国散叶开花、硕果累累的一个关键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空间载体，规模不断扩张，结构愈发复杂，风险隐患更加集中，科学有效治理面临的挑战多、难度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北京“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接诉即办改革立足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在“有一办一”回应好群众合理诉求的同时，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建立“每月一题”、治理类街乡镇、主动治理、多元参与等工作机制，推动高频共性难点问题提级专项治理、区域性复杂问题系统综合治理、季节性周期性问题前瞻主动治理、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问题多元共治，全面提升了超大城市治理的主动性、科学性和现代化水平。

　　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形成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治理，实现人民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鲜明特征。“枫桥经验”作为群众路线应用于基层治理的典型经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自己的事情，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并用于指导治国理政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接诉即办改革与“枫桥经验”都是来自基层的实践创造，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经验。接诉即办贯穿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结合，把群众视作城市的真正主人和社会治理的真正主体，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让群众的诉求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起点，由群众提出治理问题、参与治理实践、共享治理成果、监督治理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治理过程的有效参与者和治理成效的最大受益者。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索了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成熟范式

　　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方式，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理。“枫桥经验”就是在“五四宪法”确立的民主基础、法律原则和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探索创造，并在实践中逐步创新发展了人民调解、网格化管理等制度模式，成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典型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厉行法治，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构成了“中国之治”背后关键的制度密码。接诉即办改革和“枫桥经验”都是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接诉即办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坚持边实践探索、边总结提升，适时推动地方立法，出台《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上升为法规条款，把为民服务固化为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法定职责，实现了“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辩证统一，赋予了“枫桥经验”更加浓厚的法治底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探索了社会治理数智化转型的成熟路径

　　科技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枫桥经验”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科技基础薄弱，科技手段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有限。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催生出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社会治理的赋能作用，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接诉即办改革借力科技发展，坚持以数据为牵引，与时俱进丰富“枫桥经验”的内涵、理念和手段，对累积的1.5亿条市民诉求、300余万条企业法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建立起基于数据的“日报告、周分析、月通报、年体检”制度，持续推动政府循数感知、依数决策，更灵敏识别市民需求、更高效配置公共资源、更精准直击治理堵点，推动超大城市治理实现了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数交互型、从经验驱动型向数据驱动型转型跨越。

　　把握中国所处世界坐标变化，打造了“中国之治”的首都样板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西方社会治理遭遇困境和全球治理赤字的加重，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成功实践，具有了更加深远的世界意义。

　　北京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中，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的殷殷嘱托，自觉把首都治理置于“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大背景中来谋划和推进。接诉即办与“枫桥经验”一脉相承，都立足中国大地、扎根基层沃土，都是“中国之治”宏大治理实践中的典型范例。从具体实践看，接诉即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治理范式看，它又是时代的，在中国特色治理实践中体现着社会治理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其中蕴含的治理之道、治理之法能够适用于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互动更趋频繁、相互影响更趋深刻的时代背景下，接诉即办不仅是对“建设和管理好首都”这一时代课题的系统回答，更是向世界展示现代城市治理和人民城市建设成效的样板，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形象、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贡献大国首都智慧的时代使命。

　　（执笔：尤文虎、郑寰、李琰、张振华）